3个简短的党史小故事

党史小故事一：毛泽东采纳村官诤言

     1961年3月11日，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讨论和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三南会议。13日，在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，他说：“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，办食堂有四大坏处：一是破坏山林，二是浪费劳力，三是没有肉吃（因为家庭不能养猪），四是不利于生产。”他认为“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。这些问题不解决，食堂非散伙不可”。

　 这位引起毛泽东重视的大队书记，就是时任广东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梁纪南。

    1958年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开展。1958年下半年起，粤西山区的新兴县开始办公共食堂、“大锅饭”。是时，农业方面“以粮为纲”，浮夸风盛行。新兴县因粮食产量数字虚假，大仓存量所剩无几，无法按时下拨粮食给食堂。没有粮食，社员只得靠杂粮和野菜充饥。梁纪南感到事态严重，为上达下情，他让大队文书代笔，向广东省副省长安平生写信反映了公共食堂的问题。

    此时党中央已经注意到农村中存在的“一平二调”问题。1961年1月13日，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，要求各级党委深入调查研究，“一切从实际出发”，对“症”下药。中央调查组奉命南下广东农村开展实地调查。

    梁纪南到广州参加了调查座谈会，实事求是地讲述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和弊端，要求解散公共食堂并说明了理由。

    1961年2月，毛泽东到广州。他认真查看中央调查组在广东调查后形成的《调查纪要》，在听取中央调查组和广东省委的汇报时，对梁纪南反映的应解散公共食堂的意见很重视，这才有了开头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关于公共食堂的发言。

    1961年3月14至15日，梁纪南再次被邀请到广州参加座谈会，座谈会的“座谈纪要”于3月15日送到毛泽东手中。16日，毛泽东便指示将此记录作为重要文件，印发给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讨论。

    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修改，1961年6月15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》，取消分配上的部分供给制，在公共食堂问题上采取自愿原则，社员口粮分配到户、由社员自由支配等。至此，党中央纠正了用行政命令大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做法，较为妥善地解决了困扰农民的吃饭问题。

党史小故事二：周恩来订立修养七则

    1941年春至1945年春，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、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、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。

     在这次大规模教育学习中，广大党员认真学习整风文件，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普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。周恩来同志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，身先士卒，在全党树立了典范。

    1943年3月18日这天，正好是周恩来的农历45岁生日，尚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并没有忙着为自己庆生，而是结合两年来的整风学习，以及过去革命斗争工作经验总结和自我批评，在办公室为自己写下一份《我的修养要则》：

一、加紧学习，抓住中心，宁精勿杂，宁专勿多。

二、努力工作，要有计划，有重点，有条理。

三、习作合一，要注意时间、空间和条件，使之配合适当，要注意检讨和整理，要有发现和创造。

四、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。

五、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，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。

六、永远不与群众隔离，向群众学习，并帮助他们。过集体生活，注意调研，遵守纪律。

七、健全自己身体，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，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。

     这份提纲式的“要则”，看似简单明了，却从学习工作方法、自律自省、群众路线、生活态度、党性修养等方面为自己规划了一篇“大文章”。这既是周恩来对过去的自我解剖，也是对未来的期许；既是他整风期间的学习成果，也是他对自己的警醒勉励和庄严承诺。大到思想原则上的坚定性，小到日常生活中的自觉性，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自我的高标准、严要求。

     1943年11月，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整风，在进一步思考、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，对自己的修养要则作了深化和补充。他在报告中表示，“必须从专而精入手。宁可做一件事，不要包揽许多。宁可做完一件事，再做其他，不要浅尝辄止。宁有所舍，才能有所取。宁务其大，不务其小。”

党史小故事三： “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？”

     耿飚曾作为八路军385旅参谋长、副旅长率部驻守甘肃庆阳，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，和当地群众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，对这块革命黄土地充满感情。1991年，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耿飚决定赴革命老区，看望曾经血脉相连并肩战斗过的陇东人民。“耿旅长回来了”的消息，很快传播开来，大家奔走相告。当晚，耿飚所住的县招待所门口人声鼎沸，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他，但也有一部分群众是来找他告状的，怎么劝也不愿离去……看到这种情景，耿飚心情十分沉重。在离开庆阳那天早晨，耿飚接见了县里主要领导，到场的还有甘肃省顾委负责同志。耿飚并没有就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批评任何人，只是现场给大家讲述了一段催人泪下的革命故事：

    50年前，我们385旅在这里驻防时，部队的一个战士犯了严重错误。旅部决定按纪律将该战士枪毙。当我们在操场上准备执行纪律时，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战士求情。我坚决要执行纪律。谁知竟连受害者的父母都跪倒在地向我求情，紧接着一操场的群众全都跪倒，哭着请求饶了这个战士，让他戴罪立功。怎么劝他们也不起来。最后，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请求。

    讲到此处，耿飚话音一顿，环顾四周，大声问道：“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，不管哪一个，如果做错了事，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？”这时，全场鸦雀无声，只有耿飚的话在回荡。

    “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？”耿飚之问，振聋发聩，使在场的干部受到强烈震撼，犹如被猛击一掌。今天，重温革命故事，反思耿飚之问，同样值得领导干部深思和警醒。耿飚用震撼人心的革命故事阐明了一个道理：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，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；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，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。